清人《儀禮》校勘的返本與開新
作者：彭林（清華年夜學理科資深傳授、短期包養浙江年夜學馬一浮書院兼任傳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十月初四日戊寅
耶穌2023年11月16日
孔子暮年刪述的《詩》《書》《禮》《樂》《易》《年齡》六經，是中國學術文明的淵藪，此中的《禮》，西漢稱“士禮”或“禮經”，魏晉以后稱《儀禮》，乃是禮的本經，該書所記冠婚喪祭、饗射聘覲等禮，皆為周代的典禮儀式，共十七篇，內容觸及現代宮室、車旗、服飾、飲食、喪葬、禮器、樂器之包養app制，及其形制、組合方法等，堪稱周代社會生涯的長卷，其價值之高自不待言。
始料未及的是，《儀禮》的傳承，迭經坎坷，屢遭排擠與禮遇，傳習者寥寥無幾。包養價格至清初，《儀禮》文本已是百孔千瘡，訛脫衍倒，觸目皆是，處于瀕臨滅絕之境。更甜心花園令人驚訝的是，經由清人校勘，不僅《儀禮》文本煥然一新，返歸舊貌，並且借此催生諸多新的學術領域，推動了學術研討的總體繁榮。
《儀禮》校勘緣何艱辛？
《儀禮》文古義奧，又為名物度數之學，所記彝、簠、簋、觥、觶、斝、盉、匜等禮器，“行于今者蓋寡”；諸多儀式于后世已“無所用”，故雖如韓愈之好古，亦慨嘆“《儀禮》難讀”。唯其這般，《儀禮》在社會上備受蕭瑟，《禮記》卻是廣受歡迎。唐人撰《五經正義》，便直接用《禮記》替換了《儀禮》的位置，《儀禮》遂被邊緣化。《禮記》底本是《禮經》的“記”，類似后世的“輔導資料”，是依靠于《禮經》而傳包養感情的。現在附庸蔚為年夜國，兩者位置徹底翻轉。
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改造科舉考試，決定廢罷《儀禮》。古時科舉分房閱卷，自此至清，再無《儀禮》之房，《儀禮》的位置江河日下。科舉包養情婦考試科目猶如指揮棒，《儀禮》不在考試科目中，則sd包養舉國讀書人幾乎都不再傳習此書，包養留言板其學日衰。
傳統的《十三經注疏》，坊間仍然在刻印，而各經的校對，書商的專心完整分歧。《儀禮》錯字滿紙，如“嘗”誤作“常”，“序”誤作“席”，“埽”誤作“回”之類觸目皆是。《鄉射禮》“賓與年夜夫坐反奠于其所”，脫“坐”字；《既夕》“眾主人東即位”，脫“主”字；《有司徹》“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此十四字誤重；甚有整句話脫漏而無人發現者，這般包養網VIP等等，已到難以通讀的田地。
《儀禮》繁難，不易卒讀，當初另有完本在，而學者已多視為畏途。現在文本斷爛這般，可供查核的資料少之又少，要想恢復《儀禮》原貌，包養甜心網其困難水平可想而知。
首開以唐石經校勘《儀禮》
清代首開《儀禮》校勘的學者是顧炎武，應用的校本是開成石經，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年夜事。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用于刻佛經、歷書與藥方。儒家經典則靠傳抄，文本互歧，在所難免。唐文宗為了給社會供給標準的文本，依照漢代刻《熹平石經》先例，將《九經》“勒石于太學，永代作則”，此即“開成石經”。據《五代會要》，雕版印行儒家經籍，始于后唐長興三年（932），乃是按開成石經的文本“句度而成”，一字一句，移錄到版本之上。
開成石經的雕鏤，當局很是重視，投進大批人力、物力，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主要事務。不無希奇的是，學界對此漠不關心，“石經立后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其后數百年仍然這般，歐陽修《集古錄》、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等都不說起唐石經。
康熙二年（1663），旅居西安的顧炎武，“見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九經誤字序》），而以開成石經校明北監本《十三經》，乃知《儀禮》“訛脫猶甚于諸經”。顧炎武意識到，開成石經是后世雕版經籍的“祖本”，保留了儒家經典最包養甜心網本真的面孔，學術價值極高。其后，張爾岐的《儀禮監本正誤》，以石經正監本訛誤及經文誤細書、注文誤年夜字混進經文等，幾達200處。彭元瑞《石經考文撮要》，以石經校訂《儀禮》，糾錯約160字。嚴可均《唐石經校文》，以石經參正《儀禮》者，多至352處。這般等等，傳世《儀禮》文本中的大批訛誤，由此糾正。
顧炎武的卓識，超邁前儒，一舉澄清了學界對石經的認識。嚴可均稱之為“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此六合間經本最完最舊者”；丁溶云：后世版本，“句皆石經之句，字皆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飲水而忘其源”；成為清人通識。凡校群經者，無不先取正于石經，而以《儀禮》得益于石經者為最。
石經學的勃興
顧炎武對石經的關注，引發了石經研討的熱包養女人潮，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嚴可均用八個月的時間，勘查石經的拓本與刻石，發現諸多磨改、旁增的痕跡，字體亦分歧，而知石本屢經改動。嚴氏稽考《舊唐書》《冊府元龜》等文獻，確定石經文字雜出四人之手：先由鄭覃等勘定刻石的文本；開雕后，由覆定五經字體官唐玄度校改；其后，韓泉奉旨詳校經文；僖宗乾符年間，又由張自牧重加勘定。磨改之跡，逐一皆在。這一發現，令人線人一新。
而據朱彝尊的研討，石經還經過兩次補刻：天助元年（904），韓建筑造新城時，“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五代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城，將石經移至城內唐尚書省之西隅。因石經殘泐頗多，故朱梁時期曾減輕刻，這是第一次。明嘉靖乙卯年（1555），關中年夜地動，石經復多斷損。萬歷戊子，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于石，立于碑旁包養網ppt。這是第二次。兩次補刻文字，後人聞所未聞。
馮登府等則對石經的拓本做了研討。唐石經總114石、228面，碑石高大，篇幅眾多，不易閱讀，嘉靖乙卯曾前有摹本，忠于舊貌，然已絕跡。清通行拓本為裝潢本，包養意思乃是裱匠取村學中的《九經》本，嵌進王氏補字，王氏補字多謬，底本別刻于小石，現盡數嵌進，假充完拓，欺蒙眾人。顧炎武所據石本恰是裝潢本，所指訛字，多為王氏所補，石經自己并不誤。陳鳣譏顧氏受王堯惠之欺，“是雖校猶不校也”，不為無稽。
上述種種，使“石經學”成為新興的學科，各種磨改補刻、補刻的文字得以與石經原刻清楚區別，這對于經典校勘的進一個步驟深刻，意義嚴重。
乾隆中，阮元任石經校勘官，為校《儀禮》上石，曾對唐石經磨改補刻之跡再加考核，創獲頗豐。如《士昏禮》，全篇“成”字皆缺末筆，阮云此為朱梁避太祖父誠之諱，故推定此卷全為包養網推薦朱梁重刻。又如《喪服經傳》之篇題，諸本多作“喪服”，無“經傳”二字；長短殊難遽斷。阮元指出，石經開成初刻、《釋文》皆作“喪服經傳”，乾符改刻始磨往“經傳”二字，甜心花園今痕跡猶在；緣由是小題“子夏傳”與年夜題重復，故篇名本作“喪服經傳”。又如《既夕禮》“擯者出請”，補字石本無“出”而有“須”字。阮云：“石經每行十字，此雖殘闕，而‘擯者出請’四字尚存可辨。明人補字，脫一出字，重衍一須字。”至確。
可知凡磨改、重刻、補刻處，常常易誤。清人明識于此，再審以字體、行包養app格，屢收奇效，致訛之由，無可隱遁。
版本學的發皇
校勘之役離不開版本，藍本與對校本的年月越早、校刻越精，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清人搜求善本的熱情非前賢所能比肩。此中，有名版本學家黃丕烈的成績足以驕人于世，其所得宋槧《儀禮》宋本單注、單疏各一：
一是嘉定狀元王敬銘舊躲《儀禮鄭氏注》17卷，每半頁8行，行17字，未記刊刻地，然卷末雙行記經字數，書末又總記經注字數，為宋版舊式。張淳《儀禮識誤》校語所引，有南宋嚴州本十余條。顧廣圻以此本與之對勘，發現無一分歧，故鑒定為嚴州本。黃丕烈則定為宋嚴州單注本，但為張淳未見未訂之本。
二是《儀禮疏》一部，底本為50卷，與清代通行之42卷有別，今殘存44卷，缺6卷，但首尾完具，至為難得。此書不錄經注，僅有賈公彥疏，當即單疏本。顧廣圻以此本與通行本《儀禮注疏》對校，“凡正訛補脫，往衍乙錯，無慮數千百處，神明煥然，為之改觀”；黃丕烈盛稱其為“于宋槧書籍中為奇中之奇、寶中之寶”。
黃丕烈之外，清人訪得的善本亦不在少數，最有名的是嘉靖時東吳徐氏翻刻的宋本《儀禮》。此書久逸，至清復出，行格與嚴本同，每卷末所記經注字數年夜多與嚴本同，僅四卷略有收支。全書“敬”字皆闕筆，陳鳣疑其為宋仁宗天圣以前的刻本，年月尚早于嚴本，彌足珍貴。《儀禮識誤》所引嚴本十余條，驗之徐氏本多不誤，甚至有眾本皆非而徐本獨是者，足見徐本猶勝嚴本一籌。
上述善本的發現，使《儀禮》校本的質量奮起直追，其影響不成等閑視之。常熟汲古閣毛氏曾以十數年之力刻《十三經》，用力不成謂不勤，務求成為善本，而學界評價不高。其后，張敦仁刻《儀禮注疏》，擺脫明本，徹底創新，將宋代佳刻嚴州本與景德官疏本萃刻為一體，學界號為善本。盧文弨點評此中緣由道：毛氏以萬歷監刻為藍本，訛誤校不勝校，不克不及盡掃落葉，故難成善本，而張敦仁“以宋本易幟，而精校焉孰讎焉，此其所以善也”（《合刻儀禮注疏跋》）。善本的主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經典釋文》研討別開生面
《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隋陸德明撰，此書“所采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六十余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后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之外，惟賴此書之存”，人稱“六朝以前經文之淵海”。全書共30卷，此中《包養故事儀禮音義》一卷，所注詞目約300條，唐以前部門《儀禮》字形及音義見存于此。
最早用《釋文》校《儀禮》者為南宋張淳。張氏將《儀禮音義》逐條驗之《儀禮》，發現多有分歧。如《士昏禮》“受笲腶脩升”，“腶”《釋文》作“段”，開成石經亦作“段”，張氏訂作“段”。再如《士喪禮》鄭注“將縣重者也”，《釋文》釋“重”字云：“于重同。”是“包養一個月價錢重”字前有“于”字。案諸辭意，有“于”字為“安”，張氏遂據補“于”字。凡此，皆是張氏卓識。
但是，《釋文》價值雖高，但問題不少，不成株守于此。清人研討的結果表白，通行的《釋文》經過宋人臆改，并非底本。眾所周知，經典傳抄，來源紛歧，《儀禮》即有多種傳本，陸德明與賈公彥所見《儀禮》文本必定有差異。宋人搜索枯腸，遂妄加竄改，“非強彼以就此，即強此以就彼”。再者，六朝音切，舌上與舌頭、輕唇與重唇不分，《釋文》音釋亦多這般，宋人多疑其不諧而妄改，致掉原書之真。
清人超邁宋人處，起首是對《釋文》文本下足工夫，夯實基礎。清初行世的《釋文》，為明末葉林宗的鈔本，乃據錢謙益絳云樓躲宋本迻寫而來，文字多有脫誤，亟須考訂。徐乾學曾將葉鈔校訂后刊印，是為通志堂本。乾隆末年，盧文弨手校重刻葉鈔本，是為抱經堂本。此外，惠棟、段玉裁、臧鏞堂、顧廣圻、孫星衍、袁廷梼、陳奐、王筠等，或據葉鈔細為讎校，或案宋刻經傳再加刊正，令《釋文》文本與宋人所據不成同日而語。
清人在厘正《釋文》文本的同時，還發現諸多新問題，正俗字便是其一。六朝人好用俗字。如飯，古音反，讀如變，與卞音近，俗作飰。又如《士冠禮》“徹筮席”，徹，《釋文》作撤。案《說文》“有徹無撤，撤往之徹，古皆作徹，不從手，撤為俗字”。諸這般類，陸德明多不克不及辨，而以俗字為正字，張淳則沿襲其誤。
隋唐學者于字形異同多不深究，陸德明亦然，如《聘禮》經注，“铏凡六見”，《釋文》均作“钘”，二字雖同音刑，然絕非一字。據《說文》，前者為祭器名，后者乃樂器名。《禮記》間有二字混用，乃同音假借，包養站長本字仍當作“铏”。凡此種種，清代文字學勃興，學者治學無不基礎于《說文》，故能一一審奪，還歸于正。
校勘成為專門之學
前人讀書，先求諸校勘，有“書不校不讀”之說。校勘學來源甚早，至清而成專門之學。清人校勘現代文獻，有舉國之勢，經史子集，靡有勿屆。《儀禮》訛誤百出，校勘最為不易，而清人竟然創新為完帙，堪稱典范。
校勘之術，陳垣師長教師《元典章校補釋例》歸納為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清人稔熟于此，而以理校所得最為凸起，顧廣圻云：“最高深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儀禮疏五十卷（宋刊本）跋》），每遇詞句不倫，而無古本可正；或數本互異，無所適從；或諸本盡同，眾口一辭，而義有難安之處；則出以理校，而屢收奇效。茲略舉台灣包養數例。
其一，由注疏而正經注之誤。《儀禮》經文，時有鄭注竄進，因各本皆同，不易察覺。顧廣圻說：“《儀禮》一經，文字特多訛舛，深于此學者，每讀注而得經之誤，又讀疏而得注之誤。”（《儀禮疏五十卷（宋刊本）跋》）如《士虞禮》：“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石經及各本皆同，似無可置喙。然此語鄭注：“取肝，右手也。”可見經文無“右”字，否則鄭氏何須加注？王引之斷言“右”字為后人所加，因鄭注而竄進註釋，當刪。再如《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包養網心得，升，立于房中”，石經及各本均同。然賈疏說：“盥于洗西無註釋。”鄭注：“盥于水西，由賓階升也。”揆諸辭意，原經當作包養留言板“贊者盥、升，立于房中”。浦鏜、朱年夜韶認為，鄭包養網車馬費注“于洗西”意在補明經義，其后被訛進經文，至確。
其二，由名物軌制而考見經注之誤。《士喪禮》“逝世于適室”，鄭注：“包養留言板疾時處北墉下。”“墉”，各本同，唯毛本作“牖”。“向墐戶”，毛傳“向，北出牖也”，此為庶人之室，包養俱樂部故有北出之牖，而《士喪禮》所記為宗廟正寢之室，不成混淆。《郊特牲》包養甜心云“薄社北牖”，薄社為亡國之社；“北牖”，孫希旦說：“塞其三面，惟開北牖，使其陰方偏明，所以為通其陰而絕其陽也。陽主生而陰主殺，亡國之社這般”（《儀禮集解》），是亡國之社得有北牖。《喪年夜記》云“寢東包養情婦首于北牖下”，牖為誤字，當從或本作墉。胡氏遍引文獻所記宮室之制，皆前堂后室，“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包養價格ptt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處，不用分別南北”。士年夜夫以上皆這般（《儀禮正義》），故斷定毛本作“牖”為非，至確。
其三，以全書慣例校定經文。《特牲饋食禮》：“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吳澄說：“上文云‘坐捝手’，至此尚未興，不當復言坐。”（《儀禮考注》）疑“坐”字為衍文。然褚寅亮綜合考核《少牢饋食禮》《少儀》等篇的有關儀節，而知古禮就俎取祭品必興；祭畢，將所祭之物返于俎亦必興，惟祭時坐。故此文“取肝擩于鹽”，必已興起，“經言坐祭，正見其興而起也”（《儀禮管見》）。可見，坐字不衍。
綜上可知，清人校勘，善于貫通全書，掌握義例，絕不就字論字，故雖無古本可參，所校仍堅不成移。此外，重視注疏與經注之驗合，務求字字落實，讀書之精細，令人欽佩。
清人的《儀禮》校勘，是文獻學史上有名的難題，也是勝利的范例。清人為求得《儀禮》文本的原貌，而托諸校勘，為此而殫精竭慮，將觸角伸向各個標的目的，動用各種資源為《儀禮》文字的包養管道返本歸正所短期包養用，由此而催生了石經學、版本學、《釋文》學、校勘學等學科，不僅為校定《儀禮》文本作出了嚴重貢獻，並且推動了有清一代學術的繁榮，功莫年夜焉包養網dcard。若何在返本中拓展與深化學術研討，開創新局，足啟后人沉思。
責任編輯：近復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