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22日，韩国医生的大规模罢工活动进入第三天，罢工医生与政府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很多患者不得不带病出院或者推迟重要手术。有韩媒直言“医生离开急诊室的行为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韩国医疗面临“畸形现实”。这并非韩国医生首次通过集体罢工来抵制医学院扩招或者其他医疗政策。有观点认为，在这背后，既有医生这个特殊团体为己谋利的原因，也有韩国医疗资源出现了结构性问题的原因。对其他出现少子化、老龄化现象的国家而言，韩国面临的问题颇具警示意义。
曾多次反对增加医生
“因为没有医生，所以被医院要求出院，但在家里伤口怎么也愈合不了，就来到了这里。”2月21日，推着坐轮椅的丈夫来到京畿道城南市韩国军队首都医院的A某这样说。据韩国《韩民族日报》报道，A某59岁，其丈夫被诊断为慢性骨髓炎，在高丽大学九老医院接受了手术，但因为医生正在进行大规模罢工，A某的丈夫被“建议”出院。在A某丈夫居住的病房，5名患者中包養網除1名重症患者外，所有人都被“半强制出院”。与此同时，在首尔西大门区的延世大学附属世福兰斯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患者队伍已经排到了门外。64岁的金某，其儿子是脑出血患者。她本来想在医院让儿子进行康复训练，但因为没有负责康复的住院医生（初级职称医生），其子也被要求出院。
引发此次韩国医生罢工的是韩国保健福祉部和教育部2月6日公布的一项决定。根据该决定，韩国将从2025学年高考开始扩招医科学生，数量从现行的3058人增至5058人。这一决定引发韩国众多医生不满，包養網排名他们从2月20日上午6时起停止工作，发起罢工。
韩国保健福祉部22日表示，截至21日晚10时，全韩100家大型综合医院共有9275名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提交辞职报告，占这些医院以上医生群体的74.4%。韩国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总数约为1.3万人，其中95%就职于上述百家医院。离岗缺勤人员占比64.4%，较前一天增加211人至8024人。除了此前接到返岗命令的5230人以外，保健福祉部又向808名医生下达了返岗复工命令。
《环球时报》记者22日拨打了韩国保健福祉部发言人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没有接通。记者试图联系两位韩国医生进行采访，但都被婉拒。22日晚，组织医生罢工的大韩医师协会网站打不开，显示异常。
此次并非韩国医生首次因为医学院扩招而进行大规模罢工。据《韩国先驱报》等媒体报道，2020年夏天，也就是新冠疫情期间，韩国政府计划从2022学年开始，在10年内共计扩招4000名医科学生。为反对这一计划，韩国很多医生在这一年的8月和9月多次罢工。韩政府随后下达要求医生返回工作岗位的命令，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之后，随着疫情不断恶化，韩国政府与医疗界于2020年9月达成协议，同意暂时搁置政府相关计划，随后医生返岗工作。不过，因为参加罢课、休学的大多数医学院学生并未对该协议作出回应，继续进行拒绝参加全国医学考试等抗议行动。对此，韩国政府表示，不会给他们重新考试的机会。此后，随着批评声不断，医学院学生于这一年9月底改变立场，表示愿意参加全国医学考试，韩国政府最终同意于2021年1月举行一次补考。
历史上，韩国医生曾多次通过罢工来抵制政府政策。韩国“news1”新闻网梳理了该国医生自1955年以来进行的9次罢工等活动，政府制定的政策每次都会因为这些活动而取消或修改。自2000年以来，韩国医生进行过4次大规模罢工。除了近期的罢工和2020年的一次外，还包括2000年因为反对韩国政府正式推动“医药分家”改革而爆发的罢工。虽然“医药分家”改革最终按计划进行，但韩国政府于2000年10月与医疗界达成妥协方案，决定将医学院招生人数减少10%、禁止药剂师任意配药并增加医疗费等。这也导致从2006年开始，韩国全国医学院录取人数连续18年被限制在3058人，这一数字甚至低于此前的3507人。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医学包養院从1998年之后再没有进行过扩招。
此外，2014年3月，针对韩国政府计划推动远程医疗相关立法，韩国医生进行了大规模罢工抗议，最终相关方案被搁置。此后，韩国推动远程医疗制度化的努力均遭到众多医生的强烈反对，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该国才有限度地实现了远程医疗。
“在韩国，说医生不缺的只有医生”
韩国医生为何激烈反对医学院扩招并多次抵制政府政策？韩国政府表示，之所以计划扩招医科学生，是因为该国老龄化加剧。此外，到2035年，韩国医生将出现大约1.5万人的缺口。有数据显示，到2025年，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0%，到2035年将达到30%。韩国《东亚日报》称，医科学生从毕业到成为普通医生至少需要6年时间，因此政府计划从2025年开始将医学院扩招2000人至少维持5年，培养1万名医生，其余不足的5000人将通过让退休医生发挥余热等方式补充。
不过，韩国很多医生并不认同政府“医生短缺”的说法。据《韩国先驱报》等媒体报道，根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韩国的人均门诊次数为每年14.7次，高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5.9次）。他们认为，因为少子化趋势，医生将出现“过剩”。还有医生表示，医学院扩招后将没有足够的教授来培养这些学生。
韩国医学界还认为，单纯增加医生人数并不能解决该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因为很多医生会涌入首都圈，并从事整容等高收益的医学工作，而儿科、产科、内科、胸外科等“不受欢迎的医疗部门”因为难以提供高薪酬，因此很少人会做此类医生。最近几年，韩国出现了不少患者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后因为没有相应医生而得不到救治，最终死亡的事件。
那么，韩国是否存在医生短缺？该国一位老医生直言：“在韩国，说医生不缺的只有医生。”《韩国先驱报》今年2月报道称，该国政府表示，根据OECD去年的数据，韩国每1000人有2.2名医生，远低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3.7名）。相较之下，德国每1000人有4.5名医生，法国有3.2名医生，日本有2.6名。
韩国政府近期称，比韩国医生多的国家也已经开始进行医学院扩招，比如法国把每年的医科学生录取人数从2000年的3850名增加到2020年的1万名左右。德国医学院每年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9000人，最近决定将再增加5000人。英国希望到2031年再增加1.5万名医科学生。对于韩国没有足够教师资源教授扩招学生的说法，《韩国时报》援引一项研究指出，该国现在一位医学教授大约教1.6名学生，更像是家教，而一名法学院教授平均教7名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医生人数在OECD成员国中几乎垫底，但他们的收入却拔尖。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以2021年为准，就职于韩国医院的一般科室医生的收入是一般工薪族的2.1倍，私人医院一般科室医生的收入是工薪族的3倍；医院专科医生的收入是工薪族的4.4倍，私人医院专科医生则可达到6.8倍。此外，2020年韩国医疗机构雇用的医生，其年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9.27万美元，在提交相关资料的28个OECD成员国中最高。
私营医疗机构占总数的95%以上
韩国保健医疗工会于2023年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89.3%的韩国民众赞成医学院扩招。既然韩国医生短缺，且绝大部分国民支持医学院扩招，那韩国医生为何反对呢？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包養，有专家表示，韩国大部分医生反对医学院扩招，是因为大部分医院是私立医院，在以利润为导向的结构下运作。韩国延世大学保健行政学教授郑亨善（音）介绍说，在西方国家，公立医院占医疗机构总数的50%以上，所以医生支持有更多同行从业，因为这将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他们的薪水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韩国许多医生则经营着自己的诊所，所以医学院扩招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对手和更少的利润，“这是一场争夺利益的地盘之战”。
《韩民族日报》报道称，韩国医疗体系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即私营医疗机构占医疗机构总数的95%以上。截至目前，国家在培养医生的过程中，几乎“不负责任”。韩国医生会觉得靠父母或自己的钱读完了大学，不欠国家什么。有专家认为，在韩国，医疗本身就是商品。医生在这种体制下被培养，医生团体扮演的角色不是专家集团，而是利益团体。这反过来也表明，国家需要投入资金来培养医生并建立公共医院。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韩国医生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既得利益团体。在韩国，医生的培养周期很长且过程艰辛，因此这些好不容易“熬出头”的人，不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和他们分享“蛋糕”包養網比較。一些韩国媒体也批评反对医学院扩招的医生是“利己主义者”，有“扭曲的受害者心理”。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晓玲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医生群体在韩国是一个收入非常高、特别有优越感的既得利益集团，韩国医生行业工会过去一直霸占着这个领域，插篱笆，不让更多人进入，以保持其精英属性。实际上，韩国的不少工会或者说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有很强的博弈能力，它们能够与政府出台的政策掰手腕，如韩国医生不少是医学院教授，并且韩国的医生制度与美国一样，学生毕业后都要由资深医生带着做很长时间的实习医生，因此在决定医学院是否扩招一事上，韩国医生很有话语权。
有警示意义
《韩国时报》日前发文，称韩国医学界主张的“医生存在专业、医院、地区分配不当”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应该先增加医生，再解决结构问题，而不是相反。文章称，政策制定者应该调整医疗费用结构，优先考虑儿科、产科和外科等必要的医疗服务，同时减少皮肤科的报销领域。他们还应该免除或减轻对出现部分医疗事故医生的处罚，那些在偏远地区服务的医生应该得到经济和其他奖励。
为了解决医生短缺以及分配不均问题，韩国政府此次提出“将把非首都圈医学院的地区人才录取比率增加到全体的60%以上。”据韩媒报道，韩国现在地方医科人才选拔比率为40%。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笪志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韩国此次医生集体辞职风波，对其他出现少子化、老龄化现象的国家来说有警示意义。“在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政府如何分配中央和地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医疗资源，如何兼顾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等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笪志刚还表示，在医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上，韩国的问题也引发思考，“比如在少子化、老龄化的背景下，是否需要打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需要更多考虑老年群体的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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